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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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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24-03-19 00:10:05作者：未知
辛亥革命110年丨武昌起義的猝發(fā)性與必然性
文丨劉江華
宣統(tǒng)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1〕晚八時，位于武昌城內黃土坡的湖北新軍第八鎮(zhèn)工程第八營響起清脆的槍聲，共進會會員、士兵程正瀛開槍打傷前來巡營的排長陶啟勝，打響了武昌起義第一槍?！?〕之后，一群士兵在革命黨代表熊秉坤的帶領下，沖出營房，走上大街，占據(jù)了武昌城中和門（今起義門）近旁的楚望臺軍械庫。當晚，在炮兵的支援下，起義軍開始攻打湖廣總督署。狼狽之下，湖 廣總督瑞澂被迫鑿開督署后花園臨江的圍墻，倉皇避往停泊在長江之 上的楚豫兵輪。一夜激戰(zhàn)過后，起義軍于八月二十日清晨占據(jù)武昌，當天下午即宣告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俗稱湖北軍政府），并通電全國，宣布改國號為中華民國。
這一事件，史稱“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的大幕由此揭開。
武昌起義后，倉皇逃離的清方官吏
武昌起義帶給了清廷巨大的壓力。為鎮(zhèn)壓起義，清廷先是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北洋新軍兩鎮(zhèn)兵馬南下，又于八月二十三日被迫重新起用賦閑在家三年的袁世凱。一番討價還價之后，袁世凱再次出山。這是他在歷史舞臺上的又一次粉墨登場。在積極籌備武力鎮(zhèn)壓的同時，袁世凱派舊部劉承恩、蔡廷干等與湖北軍政府方面接觸，試圖招撫，但未獲進展。九月十一日、十月初七日，馮國璋率部先后攻占漢口、漢陽。盡管馮國璋宣稱“長江隨時可渡，武昌唾手可得”，〔3〕但袁世凱還是認為，徹底平定湖北革命黨并非最佳策略。再加上種種形勢的壓迫，如湖北、湖南、陜西等十四省份宣布獨立，海軍的反正，以及南京、上海的丟失等，于是，在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斡旋下，袁世凱決定開始與南方民軍議和。
開往前門火車站準備南下的清軍
十月二十八日，清廷議和全權大臣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與民軍總代表伍廷芳、湖北軍政府代表王正廷等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廳舉行了首次和談，決定各處一律停戰(zhàn)。之后，直至十一月十三日，南北雙方共舉行了五次和談，商定清軍后撤、速開國會以決定政體，并觸及清室優(yōu)待條件等重大內容。在此期間，十一月初十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眼看總統(tǒng)職位有落空之虞，袁世凱便改由自己直接與伍廷芳談判。在孫中山多次承諾讓出臨時大總統(tǒng)一職后，袁世凱開始轉而向清廷施壓，逼迫清帝退位。幾經(jīng)交涉，清室的優(yōu)待條件終獲南北雙方同意。鑒于南方各省相繼獨立的現(xiàn)實，也鑒于全國軍民趨向共和的心理，更鑒于清廷財政瀕于絕境的現(xiàn)狀，隆裕太后被迫同意清帝退位，并于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頒布退位詔書。
至此，清朝統(tǒng)治中原268年〔4〕的歷史宣告結束，延續(xù)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宣告終結。此時此刻，距武昌起義爆發(fā)，不過短短的126天。
這短短的120多天，卻發(fā)生了讓人眼花繚亂的風云變化：袁世凱出山、南北和談、清帝退位……而極端政治動態(tài)的變化中，又間雜著各地的社會動亂、財政上難解的困局、皇室的離心離德等，終于讓不堪重負的清政府退出了歷史舞臺。這一切的開始，都是武昌起義時打向陶啟勝的那一槍。
被焚毀的漢口街區(qū)（1）
一 武昌起義：猝發(fā)與必然
盡管八月十九日夜武昌城的槍炮聲意味著“沿襲268年的清王朝及兩千余年的專制帝制之傾覆成為定局”，〔5〕但起義的背景不得不讓我們深慮，即武昌起義本身的猝發(fā)性和當時孫中山革命運動的低潮期。
毋庸置疑，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早有起義的計劃，但歷史資料表明，武昌起義其實是一次猝發(fā)的事件。
為什么這樣說？
原因之一是起義曾一再改期，最終爆發(fā)起義的八月十九日并非原定時間：武昌起義前的一個月，湖北兩大革命組織共進會與文學社的代表剛剛同意取消兩個團體的名義，合作革命。八月初三日，兩團體確定中秋節(jié)起義，推蔣翊武為臨時總司令，孫武為參謀長，劉公為軍政府總理。但因起義的時間被偵知，湖廣總督瑞澂加強了戒備，總指揮部于是被迫將起義日期由原定的八月十五日改為八月二十日。
八月十八日，孫武等人在俄租界寶善里裝配炸彈，為起義做準備，不慎發(fā)生爆炸。趕來的俄國巡捕發(fā)現(xiàn)了炸藥、名冊、旗幟、文告等，抓走劉公之妻及弟弟劉同等人，并引渡給清方。審訊后，清方得知起義秘密，瑞澂立即下令閉城調兵，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形勢緊急，當日下午指揮部召開緊急會議， 決定當晚起義。情急之下，指揮部成員劉復基一度拔槍，“說服”臨時總司令蔣翊武發(fā)布命令，以夜半南湖炮隊的鳴炮為號，城內外同時動作。盡管當晚十點時，武昌城內各營已通知完畢，但一連串意外讓當晚舉事又一次成為不可能—— 運送彈藥的楊洪勝在工程營被軍警執(zhí)獲；臨近發(fā)動時，軍警突然包圍設在武昌小朝街 85 號的總指揮部，逮捕了劉復基、彭楚藩等人（蔣翊武因蓄有長辮、著白布長衫且滿臉村氣，未被注意而乘間逃脫）；負責傳達命令的鄧玉麟費盡周折出城到南湖、翻營墻進入炮八標營房時，已是半夜時分，士兵沉夢正酣。這樣，蔣翊武臨時決定的八月十八日起義計劃也未能如期進行。八月十九日黎明，清廷處決了劉復基、彭楚藩、楊洪勝三人，并捕獲了三十多位革命黨人。
至此，湖北革命黨起義的日期已由原來的八月十五日兩次被迫改成八月二十日、八月十八日，且均未成功。不僅如此，起義領導機構還被破獲，可謂挫折重重。但幸運的是，散處于各標營的革命黨人自動計議，于八月十九日夜成功發(fā)動了起義。這點，可謂出乎各界之意料。
說武昌起義是一次猝發(fā)事件的另一原因是：當時，不僅全國性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遠在現(xiàn)場之外，就連湖北地方革命團體共進會、文學社的首腦也或避（如劉公）、或傷（如孫武）、或亡（如劉復基）、或在逃（如蔣翊武），事變是由名不見經(jīng)傳的下層人物臨場隨機啟動的，帶有很大程度的“猝發(fā)”性質?！?〕 正在美國各地籌款的孫中山是在科羅拉多州丹佛的報紙上欣然得悉武昌起義〔7〕的消息的——事后他自己也承認，“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8〕另一革命領袖黃興則是在香港通過宋教仁自上海發(fā)來的電報得知起義消息的。由于一時找不到具有足夠威望的領導人，起義之后，湖北軍政府不得不推舉原清朝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xié)協(xié)統(tǒng)黎元洪為鄂軍都督。據(jù)記載，起義爆發(fā)后，黎元洪避匿于部屬家中，后被挾持至湖北省咨議局，強令為都督。黎元洪害怕事后被清廷追究，一力推辭，以致被軟禁于咨議局。此后幾天，黎一直不言不語，甚至不吃不喝，盤膝閉目，成了 “泥菩薩”。直到得知武漢三鎮(zhèn)全部為革命軍所占，才驟然改變態(tài)度，于八月二十一日同意剪掉自己的辮子。至于此前湖北軍政府發(fā)布號令所署的黎元洪之名，均為他人代簽〔9〕——一場以推翻清廷為目標的起義，竟然推舉一位與革命素無淵源的清朝軍官為領導，這也證明了武昌起義之倉促。
武昌起義時的黎元洪（見《袁世凱舊影》）
腐朽沒落，倒行逆施，激化國內重重矛盾，天怒人怨，最終導致王朝的滅亡，這是總結朝代更迭的習慣性思維。宣統(tǒng)時在內閣任職的許寶蘅就將清的亡覆歸結為天意，他在日記中說：“古來鼎革之際，必紛擾若干年而后國亡，今竟如此之易，豈天心已厭亂耶？”〔10〕 晚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使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激起民變不斷，最終民眾通過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觀點，至今依然是歷史教科書的主流?！?1〕
被焚毀的漢口街區(qū)（2）
鴉片戰(zhàn)爭后社會矛盾的加劇確實導致各地民變不斷，但客觀而言，宣統(tǒng)三年的民變狀況并非最嚴重的。
海外學者楊慶堃根據(jù)清代歷朝實錄，曾對道光十六年（1836）后每十年清代民變數(shù)量進行過統(tǒng)計：〔12〕
而據(jù)張振鶴，丁原英等根據(jù)《清實錄》及當時報刊、專著，地方志等所輯的《清末民變年表》，光緒二十八年（1902）至宣統(tǒng)三年（1911）這十年，各地人民的反抗斗爭為1131次〔13〕，二十二省無處不有。
由于各地官員的瞞報，可以肯定，實際發(fā)生的民變數(shù)量會更高；由于統(tǒng)計口徑的不同，兩個統(tǒng)計數(shù)字并不一致，但還是可以得出鴉片戰(zhàn)爭后民變頻繁的基本結論。與此同時，由上表可知，辛亥革命之前的十五年，653次民變的數(shù)目僅為“中上水平”，遑論遠遜于咸豐六年（1856）太平軍、捻軍時的 2332 次，也不及表中933，909這兩個數(shù)字。具體到宣統(tǒng)三年，《清末民變年表》的數(shù)據(jù)只統(tǒng)計到八月，共有107起。這個數(shù)據(jù)，雖比光緒二十八年的74 起多，但和光緒三十四年（1908）的107起、宣統(tǒng)元年（1909）的143起相比，并沒有顯得十分突出。
孫中山等領導的同盟會，此時正處于革命的低潮期。辛亥革命前的十七年，孫中山一直流亡海外。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州起義發(fā)起對清廷的最初一擊開始，十多年來，孫中山以極大的勇氣，克服艱難險阻，曾領導和指導發(fā)動了惠州起義、萍瀏醴起義、鎮(zhèn)南關起義、黃花崗起義等，但無一例外，均以失敗告終。由于在經(jīng)費使用上存在分歧，光緒三十三年（1907）至三十四年間，同盟會內部還發(fā)生了兩次倒孫風潮，面臨分裂之虞。為了振作士氣，汪精衛(wèi)在宣統(tǒng)二年不惜鋌而走險謀刺攝政王載灃。加上清廷正仿行立憲，可以說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對清朝的威脅正處于低谷。
費正清等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甚至持更為樂觀的看法：
“到1908年時，清政權已經(jīng)在一個多世紀的叛亂和外國壓力中幸存了下來。與白蓮教、太平天國和捻軍等規(guī)模宏大的運動的情況相比，1895—1908年的一些小規(guī)模的分散的起義似乎就微不足道了。清政府輕而易舉地把它們鎮(zhèn)壓了下去。”〔14〕偶發(fā)的武昌起義卻促使清王朝垮臺的史實，同樣令他們頗為不解：“與此相反，表面上與1895—1908年一系列事件沒有什么不同的1911年的一些事件，卻導致了王朝的覆滅。”〔15〕
如果套用外憂內患導致王朝滅亡的觀點，那清朝滅亡的時間應該是內亂最熾的太平天國時期，或者是外患最重的八國聯(lián)軍侵華時期?！巴鈶n內患”既然不是清王朝滅亡最直接的原因，那么一個偶發(fā)的事件、一場倉促的起義，為何到最后卻壓垮了清朝這個當時經(jīng)濟總量全球第二〔16〕、統(tǒng)治中原已達 268 年的政權？這需要我們把目光投向清王朝滅亡前的十年甚至更早的時間……
二 十年立憲之失敗
對于中國而言，鴉片戰(zhàn)爭之后面臨的最大任務，就是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其中的路徑，則經(jīng)歷了由洋務運動到立憲運動的探索。
1894—1895年的甲午戰(zhàn)爭、1904—1905年的日俄戰(zhàn)爭，實行君主立憲的“小國”日本先后戰(zhàn)勝了中、俄這兩個實行封建帝制的大國。殘酷的現(xiàn)實，讓國人真切感受到憲政體制的優(yōu)越性， 激起了上至督撫下至庶民呼吁實行立憲的熱潮。截至光緒三十一年五月（1905年6月底），在位的八位總督中就有滇、粵、江、鄂、直五位奏請立憲，軍機大臣瞿鴻和奕劻也明確表示支持立憲變法。江浙立憲派人士張元濟等則開始了“奔走運動”，并首次提出遣使分赴 各國考察政治的主張。如此，使得立憲已成不可避免之趨勢。連日會議討論之后，慈禧于六月十四日發(fā)布諭旨，遣載澤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17〕。晚清立憲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
在得到考察大臣載澤立憲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18〕的承諾，并經(jīng)過自己一番痛苦權衡后，慈禧終于下定立憲決心。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政府發(fā)布《宣示預備立憲先行厘定官制諭》（俗稱《仿行立憲上諭》）， 公開承認中國的專制制度不如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優(yōu)越。預備立憲進入正式啟動階段。
一個有限的君權、一個責任的內閣、一個民選的議會，此三者是君主立憲的題中之義?！斗滦辛椛现I》雖已頒布，但何時立憲、如何立憲，清廷并沒有給出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為此，自光緒三十三年五月至光緒三十四年八月《欽定憲法大綱》頒布前夕，以楊度為代表的立憲派人士發(fā)起了聲勢浩大的立憲請愿運動，全國有據(jù)可查的參與簽名者達十五萬人之多?！?9〕
在民眾壓力之下，各省督撫、出使各國大臣甚至包括軍機大臣等紛紛奏請速開國會。軍機大臣奕劻親自向慈禧和光緒奏陳：
“若不及早將國是決定，使憲政克期實行，萬一人心不固，外患愈深，陷中國于朝鮮地位，臣等不足惜，其如太后、皇上何？”〔20〕
一番動情陳述讓素以狠辣著稱的慈禧大為動容，當即答應宣布立憲年限。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議院法要領》、《選舉法要領》及《九年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清單》，要求“自本年起，務在九年內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至此，原本杳渺無期的立憲預備，終于有了明確的時間表。
然而，就在《欽定憲法大綱》頒布后不到三個月，光緒、慈禧相繼去世。兩位最高統(tǒng)治者的驟然逝去讓清廷的立憲之路發(fā)生重大轉折。
沒有了慈禧的威權，清廷的立憲立即失去了約束、失去了耐性——先是民間的不滿開始涌動：宣統(tǒng)元年十一月起至宣統(tǒng)二年九月，在江蘇咨議局議長張謇等的策動下，“速即立憲派”發(fā)起了四次全國性的國會請愿運動，幾十萬人“哀請立憲”使得清廷被迫縮短立憲期限，“縮改于宣統(tǒng)五年，實行開設議院”〔21〕——比原計劃提前了三年；接著是朝廷的處置變得乖謬：為遏制請愿速開國會運動，宣統(tǒng)二年十一月攝政王載灃下令將參與第四次請愿的東三省代表押解回籍，并將組織者溫世霖發(fā)戍新疆。
廟堂與民間的齟齬、清政府的鎮(zhèn)壓行徑，激起了國民的“普遍惡感”，加速了立憲派向革命派轉變的進程，“天下之士灰心疾首，一瞑不顧，勢迫形驅，相率入于革命”?！?2〕辛亥革命后，本為立憲派的張謇很快就與革命派的孫中山、黃興等結成聯(lián)盟，助推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誕生。最初的起因，或肇始于此。
更有甚者，宣統(tǒng)三年四月初十日，清廷公布首屆責任內閣名單——十三名成員中，滿族大臣竟占有九人，其中皇族七人，被稱為“皇族內閣”。成立內閣本是彰顯清廷立憲的成果和決心，而“皇族內閣”的粉墨登場，表明清政府毫無立憲的誠意，使“一般稍有知識者，無不絕望灰心于政府”?！?3〕
“皇族內閣”成立第二天，即副署了實行全國鐵路干線國有政策 的詔令，宣布將原本由廣東、湖南、湖北、四川民眾集資籌建的粵漢、川漢鐵路收歸國有，由此引發(fā)的四省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成為點燃辛亥革命的導火索。辛亥革命最終迫使清王朝退出歷史舞臺，也宣告晚清十年立憲之失敗。
清廷決定立憲，最初曾獲得了相當多的支持。光緒三十一年五大 臣出洋考察啟程之日，革命黨人吳樾就懷揣炸彈上火車試圖與五大臣同歸于盡。有觀點認為，革命黨人之所以采取如此極端行動，是擔心清廷立憲后，他們難以鼓動民眾，故加以阻撓。光緒三十二年，得知清廷頒布《仿行立憲上諭》，決定實現(xiàn)立憲后，梁啟超曾對友人說：“今夕見號外，知立憲明詔已頒，從此政治革命問題，可告一段落?！薄?4〕
假如立憲成功，武昌起義可能就不會發(fā)生，大清王朝或許能得以延續(xù)下去。我們不禁設問，歷時十年、有良好意愿和堅定決心的晚清立憲改革為何沒能成功？這其中自然有慈禧在光緒二十六年至光緒三十一年間的貽誤，但更多可能在于其對君主立憲認識不透：以為只是對專制制度的修修補補，不知是自我革命、是對君權的限制；且立憲目的不純，只想竭力維護皇權，而不是普及憲政價值；所持誠意也 不足，整個改革方案空有憲政外殼，內里仍為專制特質。
也因此，從最初開始，清廷的立憲舉措，均非主動而為，且無一不落后于立憲派和國內民眾的企望——預備立憲的背后，是張元濟、楊度運動請愿的身影和十五萬民眾的齊聲吶喊；縮改立憲日期的背后，是張謇等數(shù)十萬請愿民眾的背書；限制君權的原因，是武昌起義和張紹曾等兵諫的結果。清廷立憲步調與立憲派、與民眾要求的長期不對等，形成了“民心已向共和，君主依然立憲”的錯位。最終，當清廷同意召開國會時，贊成者已寥寥無幾，隆裕太后不得不接受共和、頒布退位詔書。
三 清朝最后的 120 天
武昌起義爆發(fā)僅120多天清朝即告滅亡的結果，可以說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時為清功臣館總纂的惲毓鼎，在清廷頒布退位詔書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自武昌亂起，至今不過一百二十日。八月十九以前，猶是太平一統(tǒng)江山也。自來亡國，無如是之速者。〔25〕
對清朝滅亡原因的分析，自宣統(tǒng)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遜位那一刻就已經(jīng)開始。
曾任直隸總督的陳夔龍，把清亡的責任歸因于讓袁世凱出山，在其回憶錄中憤怨地寫下“項城〔26〕 一出，而清社遂屋矣”〔27〕之語。而在惲毓鼎看來，清朝滅亡得如此之快是因為氣數(shù)已盡，就像一個人“元氣久離，偶觸外邪，立蹶不救”?！?8〕造成這樣局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慈禧晚年倦政，遇事退避，“唯求及身幸免”〔29〕；二是由于載灃等任用親貴、排斥漢人；三是掌權諸親貴昏庸腐敗無能，只知“借中央集權之名，為網(wǎng)利營私之計”。教育家和翻譯家嚴復的分析則跳出政治范疇，提供了經(jīng)濟和社會的視角，他認為：第一是因為攝政王及其大臣 的極端無能；第二是因為心懷不滿的新聞記者給中國老百姓的頭腦中帶來了無數(shù)偏見和誤解；第三是因為秘密會黨和在日本的反叛學生醞 釀已久；第四是因為在那之前幾年間長江流域饑荒頻仍，以及商業(yè)危機引起的恐慌和各個口岸的信貸緊縮。〔30〕近年來，隨著更多史料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的深入，清王朝因腐朽沒落而被革命推翻的歷史觀得到某種 程度的修正，學者馬勇在肯定清朝立憲和新政成就的同時，認為偶發(fā)的武昌起義之所以會導致大清的滅亡，主要是因為后者犯了成立“皇族內閣”和實行鐵路干線國有政策這兩大致命錯誤?！?1〕
陳夔龍的歸于一人、前文所說許寶蘅的歸于天意， 自不免偏激和片面，不值一駁。而惲毓鼎、嚴復的分析，因離清亡之期過短，也缺少“旁觀者清”的理性。至于像《國聞備乘》一書作者、清朝御史胡思敬在《審國病書》中所聲稱，大清滅亡是由于攝政王載灃不夠專制——“大清之亡，亡在皇綱不振，威柄下移，君主不能專制，而政出多門”〔32〕的說法，包括那些“清亡的教訓在于其改革，假如慈禧不改革而是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清廷或許還能硬撐若干年”的論調，則是無稽之談了。
我們無意否認清朝滅亡的必然性，這樣的觀點也早已有之，惲毓鼎就曾借唐代文學家韓愈之語如此評論清之亡：“昌黎所謂‘其絕必有處’，即無革命軍，亦必有絕之者矣。”〔33〕近代學者楊天石也認為，辛亥革命在哪里發(fā)生、何時發(fā)生，雖有其偶然性，但是發(fā)生是必然的、清王朝的覆亡也是必然的，“存在著歷史發(fā)展的鐵的必然性”。〔34〕
決定一個政權命途的，從長遠看，自然是政治、經(jīng)濟、軍事、民心等歷史合力的結果——比如政治腐敗、經(jīng)濟危機、軍事孱弱、民心背棄等。但從短期看，危機爆發(fā)后臨機處置的正確與否也起到延緩或加速的作用。只是眾多關于辛亥革命歷史的著作，往往對清朝最后的120天一筆帶過，關于武昌起義后清廷的應對多只是寥寥幾筆，而缺乏翔實、深入的剖析。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鑒于此，本書將的時間，集中于從武昌起義爆發(fā)的宣統(tǒng)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 到清帝退位的十二月二十五（1912年2月12日） 這120多天。這120天也是統(tǒng)治中原268年的清朝最后的120天。我們并沒有對辛亥革命進行全景式的展現(xiàn)，而是沿著清廷處置武昌起義的時間鏈條，從京師動蕩、清軍南下、官場亂象、袁世凱出山、南北議和、財政困局、退位疑云、政權交接等方面，對武昌起義爆發(fā)后的重大事件、重大論斷做證實或證偽；同時，以清宮檔案等第一手資料為依據(jù)，盡量還原這120天的歷史真相，向讀者們展示起義爆發(fā)后清廷由驚恐、慌亂、掙扎到無奈退位的歷史進程。探尋真實的歷史進程，能夠促使我們再次反思清朝的滅亡。
所有這些，都將為讀者帶來新鮮的閱讀體驗。在本書中，讀者朋友們將看到京師官員的驚慌失措、看到底層民眾遭遇糧價飛漲和金融危機的亂世哀痛、看到鼎革之際袁世凱汪精衛(wèi)孫中山等的博弈與妥協(xié)、看到隆裕太后面對覆亡盡出內帑的無奈與無助……而如此種種，都是肇始于宣統(tǒng)三年八月十九日夜的那一槍。
這槍炮聲，是如何穿越一千多公里，傳入紫禁城的呢？我們就讓子彈先飛一會兒，去看看清廷中樞是誰最先獲知消息、第一時間又是如何反應的……
向上滑動查看注釋
〔1〕本書涉及時間的間隔較密，為行文方便，只在關鍵處加注公歷時，其余處以舊 歷時間為主。讀者可參看本書所附“120 天大事記”的時間線索。
〔2〕關于究竟是誰打的第一槍，熊秉坤率先開槍說是長期以來較主流的看法。馮天瑜、張篤勤先生借助湖北革命實錄館所藏檔案，考證認為打第一槍者為士兵程正瀛。參見馮天瑜、張篤勤：《辛亥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7—253頁。
〔3〕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六集，中華書局1963年，第358頁。
〔4〕清朝的統(tǒng)治年限有三種算法：從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后金算起為296年，從1636年皇太極改后金為清算起是276年，從1644年順治入主中原算起為268年。本書從通史計算辦法，即第三種算法。
〔5〕《辛亥首義史》，第7頁。
〔6〕《辛亥首義史》，第8頁。
〔7〕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年譜》，中華書局1976年，第104頁。
〔8〕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1985年，第243頁。
〔9〕楊天石：《帝制的終結》，岳麓書社2013年，第311頁。
〔10〕許寶蘅著、許恪儒整理：《許寶蘅日記》第1冊，中華書局2010年，第394頁。
〔11〕北京市義務教育課程改革實驗教材《歷史》第2冊，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31 、頁。
〔12〕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678頁。
〔13〕張振鶴、丁原英：《清末民變年表》，《近代史資料》，總49、50號。
〔14〕《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582—583頁。
〔15〕《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583頁。
〔16〕正如費正清等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所說的，由于“還沒有一種全面的、精確的計量材料”，要想計算出晚清時期中國的國民生產(chǎn)總值是十分困難的。據(jù)該書估算，19世紀70年代中國的國民生產(chǎn)總值約為33.4億兩［參見《劍橋中國晚清史 （1800—1911年）》下卷，第9頁］。紀錄片《大國的興衰》引用經(jīng)濟史學者貝羅克的統(tǒng)計，說中國經(jīng)濟總量世界第一的寶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國搶去。
〔17〕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1頁。
〔18〕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8—29頁。
〔19〕周葉中、江國華主編：《博弈與妥協(xié)——晚清預備立憲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頁。
〔20〕《時報》，1908年9月6日。
〔21〕《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79頁。
〔22〕鐵道人：《鐵庵筆記》，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案。
〔23〕《時報》，1911年5月18日。
〔24〕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5頁。
〔25〕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76頁。
〔26〕袁世凱為河南項城人，故人稱“袁項城”。
〔27〕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中華書局2007年，第116頁。
〔28〕《惲毓鼎澄齋日記》，第577頁。
〔29〕《惲毓鼎澄齋日記》，第576頁。
〔30〕馬勇：《清亡啟示錄》，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25頁。
〔31〕馬勇：《重尋近代中國》，線裝書局2014年，第170—171頁；《清亡啟示錄》，第 11 頁。
〔32〕胡思敬：《退廬全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五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1301頁。
〔33〕《惲毓鼎澄齋日記》，第577頁。
〔34〕《帝制的終結》序言，第4頁。
編輯推薦
這本書選取的敘述角度是以往作品中很少見到的，雖然有很多對歷史細節(jié)的考證，但全書的筆法和架構，仍然是在面向知識大眾來講訴中國最后一個王朝退出歷史舞臺前的相關活動。而且作者格外注重通過交代時間、地點和人物活動來補充細節(jié)，從而使整個歷史重建更具有引人入勝的真實感。可以說這是一部主題和寫法都非常吸引人的作品。
精彩摘讀
后記
家住東華門附近。從南陽臺西望，故宮的紅墻黃瓦、垂檐廡殿盡入眼簾。出門南去不遠的錫拉胡同，是當年袁世凱私宅所在地，可惜今天已難覓蹤跡。再往南一點，就是連接東華門和王府井步行街的東安門舊址，距宣統(tǒng)三年袁世凱下朝遇炸處咫尺之遙。如今，東安門早已被拆，昔日的玉河也被填平成今天的南河沿、北河沿大街。出門往北不遠，則是翠花胡同，當年黎元洪寓所即位于此，后為翠園，今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機關所在地；毗鄰黎元洪寓所的，還有張勛的宅院?？梢哉f，我舉目所望，很容易就能找到與當年辛亥革命有關的痕跡。
2016年9月，在前一本書《左宗棠傳》交付出版社之后，我開始動手將五年前寫的有關辛亥革命的四五萬字文章重新加以整理擴充。當時絕沒有想到：這一猛子扎進去，竟用了三年的時間。這四五萬字的文章，是20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一百周年之際，為所供職的《北京青年報》撰寫的。為此，我曾經(jīng)用半年的時間到故宮西華門附近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有關辛亥革命的清宮檔案。名為“清宮檔案里的辛亥年”系列文章在當年國慶期間刊出之后，曾謬承檔案界和史學界一些人士的。但時間短暫的查檔，也讓這系列文章多少顯得倉促，留下不少遺憾。
幸運的是，就在2011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了八十卷的《清宮辛亥革命檔案匯編》——盡管此前由中國史學會主編、煌煌八冊的《辛亥革命》也收錄了不少有關辛亥革命的清方檔案，但遠不及這八十卷本集中和全面。此后的幾年，我利用業(yè)余時間，將這八十卷“檔案匯編”，尤其是武昌起義后的四千多件檔案一一瀏覽并做相關的摘錄。之后才敢動筆對此前的系列文章進行擴充，最終構成本書重點的八大版塊內容。
在研究辛亥革命時， 讓我感慨運氣如此之好的， 還不僅于此——也是在2011年之后，《袁世凱全集》《醇親王載灃日記》《讀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記》等資料相繼推出。它們，加上此前出版的《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那桐日記》《汪榮寶日記》《紹英日記》《惲毓鼎澄齋日記》《許寶蘅日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宮升平署檔案集成》等，為相關史事的考訂、為本書的撰寫，提供了權威的第一手資料。
百多年來，辛亥革命的研究早已成為顯學：研究前賢比比皆是，相關資料卷帙浩繁，終一生也未必能窮盡。但以筆者不算精深、不算廣博的閱讀所見，辛亥革命若干重大史實中莫衷一是的情形亦可謂比比皆是。
本書雖非辛亥革命全景式研究，但沿著清廷處置武昌起義的時間鏈條，基本涵蓋了武昌起義爆發(fā)后的重大歷史事件，并輔以字里行間的交代，讓讀者閱后能對武昌起義后的全貌有所了解。作為一本新作，自然要有新意。借助前文所說的權威史料，我們得以在史實真相的基礎上厘清清朝最后120天的歷史脈絡，并提出若干新論——這主要體現(xiàn)在探索新領域、確立新發(fā)現(xiàn)、提出新論斷、進行新梳理上。
新領域方面。比如《動蕩京師》章重點了武昌起義爆發(fā)的消息在清廷中樞的傳遞鏈條，專門考察了京師、金融、社會、官場乃至全國隨之而來的動蕩；再比如《財政困局》章對清宮內帑銀、愛國公債發(fā)行的探討。
新發(fā)現(xiàn)方面。比如袁世凱出山條件，不少歷史著作多以李劍農(nóng)《戊戌以來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為藍本，采信其中所提的六條件。但《袁氏出山》章證明，袁所提條件實為八條；還有袁世凱變賣大內瓷器，以往多說其上折奏請而再無下文，讓公眾以為這批國寶被賣掉了，《財政困局》章則揭露了其并未賣成的歷史真相。
新論斷方面。如在以往史書中，南下督師的清陸軍大臣蔭昌一直是怯戰(zhàn)的角色：傳說他在火車上指揮部隊，火車一前一后都掛著車頭，以便隨時逃跑，還因害怕而南下止步于河南信陽、未入湖北境內等?！墩{兵南下》章考證發(fā)現(xiàn)，蔭昌最南抵達湖北灄口——后來袁世凱也止步于此；抵達前線后，蔭昌積極籌餉、籌糧、籌軍械，為后來馮國璋攻下漢口、漢陽奠定了基礎。
新梳理方面。以《南北議和》章南北雙方究竟停戰(zhàn)幾次，《清帝退位》章隆裕太后究竟有多少內帑銀、御前討論退位的會議究竟開了幾次等為典型。
這些，我想在別的書里或許是讀不到的。而之所以這樣做，更重要的旨趣，在于“史實重建”——通過清宮檔案以及其他第一手史料，通過證實、證偽和梳理，最大程度地還原辛亥革命史事的真相。歷史學中，長期以來存在史論高于史實的偏見。持此論者，往往忽視了史實的準確是歷史研究的基石，忽視了歷史事實是在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下發(fā)生的，忽視了歷史事實發(fā)生的時間順序。如此，使得史實成了為結論服務的工具、歷史變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史實重建，意味著要對歷史事件的細節(jié)做深入的考訂。其態(tài)度可概括為“宜粗更宜細”，其方法可總結為“求同更考異”?！皻v史宜粗不宜細”“求同存異”是我們熟知的兩句話。但我認為，“宜粗不宜細”是政治家著眼大局、擱置爭議的治國方略，而對于治史者來說，應是“宜粗更宜細”。從粗的角度，了解歷史大勢、事件全貌，以彌補檔案多為一時一事、瑣碎反復之弊；從細的角度，就是由檔案、第一手的史料入手，憑借可靠的史實，通過扎實的考訂，得出確鑿的結論。為達“史實重建”之目的，則采用的方法不能是“求同存異”，而是“求同更考異”——重點未有定論的史事，分析細微的差別，輔以新史料，穿過種種的歷史迷霧，找出新發(fā)現(xiàn)、得出新結論，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真相。本著“宜粗更宜細”的態(tài)度，采取“求同更考異”的方法，利用清宮檔案等第一手史料還原辛亥革命史事的真相，做一點關于辛亥革命的史實重建工作，是本書的旨趣所在。這種史實重建，雖不免瑣碎，但切關宏旨。
在《天朝的崩潰》一書中，茅海建先生曾對清廷在鴉片戰(zhàn)爭中的應對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個中原因，他解釋道：“歷史學家生來俱有無可排遣的民族情結，不應當演化為歷史研究中對本民族的袒護。抱著這一觀念，我在對清王朝的批判上，無論是妥協(xié)的主張，還是抵抗的主張，都是不留情面的?！蓖恚緯c評清廷在武昌起義后所采取措施之得失，并不是如同晚清遺老遺少那樣為清王朝唱挽歌、與民主共和制度唱反調，而是試圖找出當年清廷犯下的錯誤，為后來者鑒。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說：“所謂‘以史為鑒’，正是面對錯誤?！薄皻v史學最基本的價值，就在于提供錯誤，即失敗的教訓?！?/p>
二十多年前，我有幸考入北京大學，本科所讀的考古專業(yè)之一大特色，就是利用田野發(fā)掘資料考證歷史。但那時年輕的自己，對就讀于這樣一個冷僻的學科頗有不甘，時常懊悔高考時的選擇。此后有囿就業(yè)和生存壓力，改學了新聞。如今人到中年，卻發(fā)現(xiàn)自己在業(yè)余時間注力最多的，竟然是歷史，尤其是和考古有些相通的史實考證——在無知和無意的彼時，竟播下了自己內心里最鐘愛的種子；在人生路上轉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點。回望這些，自不是后悔之意，但也不免感慨：已經(jīng)回不到從前。好在韶華雖逝，探索未知的初心猶存。
只是無論如何努力，歷史研究總會留有令人無奈的空白。僅就清朝最后這短短的120天而言，諸如袁世凱究竟在什么情況下見的汪精衛(wèi)，兩人聊了什么；袁世凱是否曾給馮國璋下過“不破漢陽，不足以寒民軍之膽”的電文；清帝退位詔書最初藍本究竟為誰所擬等懸念，只能求之于高明了。
本書能蒙三聯(lián)垂青，首先要感謝三聯(lián)書店前副總編輯、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傳記組組長潘振平老師——此前拙著《左宗棠傳信錄》出版時，潘先生慷慨作序，精當評點并殷殷冀望，而我竟然忘記在后記中加以致謝。好在潘先生君子雅量、不以為忤，本書成稿后，他不僅積極向三聯(lián)推薦，還不辭辛勞義務審讀、提出中肯修改意見并再度作序。如此厚愛，更令我這位后學者感佩莫名。還要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鐘韻博士。鐘博士言語溫婉，但常常一語中的，有非常好的文字感，與之合作，受教良多。三聯(lián)是公認的高水平學術出版機構，“能在三聯(lián)出書是我這個小書生的大榮幸”——同事陳國華（陳徒手）兄在三聯(lián)為其出版的《故國人民有所思》中所說此語，于我心亦有戚戚焉。報社相見時，國華兄總不忘熱情鼓勵。抄錄此語，也借以表達對長我一輪的國華兄之謝意。
由于水平有限，書中自有不少訛誤之處，敬祈讀者朋友們不吝指正。如果讀者朋友們有時間和興趣，將寶貴意見發(fā)至laojiangziliudi@qq.com進行交流，那更是作者本人的榮幸。
劉江華
2018年11月28日于北京東華門寓所
特別鳴謝
敦和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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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號主編：孟琢 謝琰 董京塵
責任編輯：陳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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